应版面之约写与饭碗相关的话题底稿（12篇一5）_老年大学_应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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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3/12/2 14: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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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一条长河，承载着人类所有的酸甜苦辣，一路汹涌澎湃，逶迤而来；每一个浪头，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次回旋，都会留下余韵。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时光深处，管窥到岁月的某一个点，在那几千年的人世尘烟里，没有现代人的工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就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活动。
  人们虽然没见过原始的刀耕火种，但现代的农业生产依然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翻开泥土种植，收获食物依然还是逃不掉原的始耕作模式。虽然也有一些进步的培养基生产模式，但那些只是杯水车薪，人类的饭碗却始终处于朝不虑夕的状态。
  我们今天来谈论粮食生产这一类的话题，还是离不开人多力量大这个曾经的时髦的词汇。因为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始终不是农业生产应该走的路。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历史，任何朝代的小农经济都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就如我上一篇“饭碗相关的话题”中说过的我们现行的农业土地流转政策，基本还是与日本与南朝鲜等国家的农场制度有很大的相似性。集中土地的好处显而易见，肥料种子农机具的重复投资。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的井田制，虽然实行的是相配套的分封制，但一切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阻断了因为土地买卖所产生的极端贫困。由于井田制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个政策的优点，使得人们有了固定的田亩，民众有了维持生存的手段，国家趋于稳定，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延续创造了有利条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九夫为井而无公田的田亩系统）。
  古代的土地国有，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井田制还有很多制度，但大方向还是国家所有制。分给私人的土地私人也只有耕种权，产权国有化，其实那也是一种古老的社会主义萌芽。因为某些潜意识，直到今天都没人承认其存在过的优点。古代土地的稳定，标志着民众饭碗的稳定。只是这些古代生活的浪潮，所掀起的宣嚣早被流光掩埋；仅存的一点点回荡，消失在土地再次私有化带来的动荡不安里。几千年封建强权对于土地的兼并，让一部分人成为拥有土地的官僚资本，一部分沦为土地的租用者，农业生产资源的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也就是这种贫穷与富裕的差异，才导致中华民族长期落后的开始，既没有惊醒后世，也唤不醒后来者。
  历史早已沉寂于人类的无为中，需要的就仅仅只是有人去揭开那一幅围幔，揭开那一幅中华民族无限辉煌的画轴背后，普通人与政权更迭，与战争割据相依相存的恐惧。一部农业发展史，就是人民在饥饿与贫困中谋生存的心酸史。
  其实我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正常年景基本可以维持自给自足。相较于现代农业，传统的农业生产包括种子肥料，种植技术等与现代农业自然不在一个层级上，即使生产条件再怎么恶劣，生产技术何等的落后，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的勤劳与智慧，所创造出华夏几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一直璀璨在世界的东方。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农田基本建设的改善，源自于农场合作社与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如果建国初期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政策，依然让土地所有权留在民间，落后的农业技术，并不完善的农田基本建设，依然会如封建社会与民国时期那般遇到了天灾人祸，就会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古代中国粮食产量无法保证人人都有饭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根本就不受国家控制，农村到处都有土皇帝。所谓土皇帝，就是有大面积的土地资源，自己有军队，自己可以私设刑堂，鱼肉乡里；这些政府管不到的区域，实际上就是小农经济之所以风雨飘摇的原因；土地政策的正确与否，涉及到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清正廉明的尺子。
  农耕文明，不同于游牧民族的迁徙文明，也不同于欧美的外向靠狩猎的部落侵蚀文明。中华民族的民众历来就是心系天下，持守土有责的固有观念的人群。历朝历代的官府，其根本义务就是养活所有人，不管你身份高贵鄙贱，在食物目前，所有人都会回归到动物的原始状态，反对贪婪无知，厌恶予取予夺。在汉语解释里，予取予夺的解释就是指从我这里取求，我有什么你就要给我什么，你没有的我也要逼你拿出来，那不就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强盗逻辑，包括赖以生存的粮食。
  我们前面说过，生物的第一要素就是空气，接下来就是水，然后食不果腹就是最终决定你混不混得下去的最后一个关键因素。生产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下去的最根本要素。政府执政的第一要素，就是吃饱肚子。我们拿什么吃饱肚子，就是靠植物的大面积丰收。据史料记载，历朝战国时期每亩单产大约232斤，汉朝264斤、唐朝334斤、宋朝381斤、明万历年约458斤、清朝康乾年间约为441斤，后来直到民国都没有超过亩产200斤。正常年景的粮食产量还可以基本满足生活的需求，如遇灾害就会出现大面积饥荒。
  例如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酷旱，夏粮几乎颗粒无收。因为运粮不便，困在长安城的隋文帝不得不带着臣子东移洛阳城找饭吃。连“天子”都没饭吃，何况底层“草民”。西北历来苦寒，夏粮不丰，冬天更难度过。隋以前没有修建大运河，江南吴越充裕的粮食无法北运，西北方人的饭碗无法保障，是造成其经济中心有逐渐向江淮地区转移的起因。正是通过大运河输送江淮的粮食和财赋，才确保定都在关中的隋唐两代帝国政权正常运转。隋朝的衰落并不全如历史评价的那样是因为修建大运河，一个时代的终结终究有其内在与外在的成因，也有其在历史演变中碰到不可抗拒因素的必然。
  没饿过肚子的并不知道没饭吃有多么难受，古老中华的帝都城市，自西周始就一直在长安与洛阳一带来回移动，其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时两千余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人口的不断增加，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已经无法解决当地人的温饱。以西汉长安城为例，当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到了盛唐时的长安城人口高达超百万，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随着人口日益增多，西北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不外调粮食，根本不能保证京都有饭吃。据《旧唐书》记载，从洛阳<含嘉仓>注① 转运粮食进入陕西，1石粮食就需运费五百文。早期长安城每年运粮20万石，就需要运费10万贯；（10万贯，换算成现代货币，相当于50亿人民币）。而关中地区在高峰期粮食缺口达 400万石，仅仅从洛阳到陕西一带的运粮费，就需要200万贯，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而官吏为了催促运粮更是驱使百姓，使得民怨沸腾。唐高宗李治去世后，掌握权力的武则天于683年至705年的22年间，就有19年的时间一直住在东都洛阳，其主要原因是洛阳更加靠近江淮等粮食主产区，没有漕运之苦。
  历史上粮食产量过低，是吃不饱肚子的主要原因。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每亩产量约232斤，汉朝亩产量约为264斤左右，唐朝的亩产大约334斤，宋朝的亩产大约为381斤。扣除本身消费，每个粮农应向社会提供的粮食数量是否保证当年人口的食用一直就心有余悸。从明朝开始，预估的每亩产量约为458斤，到了康乾盛世的产量大约维持在441斤一亩左右，嘉庆皇帝时亩产量一下子就下降到了约121斤一亩，到了晚清、民国每亩地的产量更少，根本就不足以支撑国家运转。晚清政府与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他们操心最多的就是我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至于国计民生，那就是算命先生的口头禅，自求多福。
  不断地改朝换代，如风一般刮过的战争与杀戮，让一个封闭的世界只能依靠自给自足。其制成品如大米，小米、面粉、玉米等作物存量有限；遇到灾害，就只能补种红苕、白菜萝卜之类的块根作物维持生活的最低要求。所以，中国人的饭碗里装的食物一般都以自己生产的植物性原料为主，收到什么就吃什么，收不到就去自然界获取，大西北的荒漠化就是名证。缺水，缺政府的指导，缺乏安全感，人们一餐的饭，必须配上白菜萝卜类的蔬菜，才叫做作吃饭。生活尽管简单，普通人家吃起来依旧香喷喷，想起来就幸福满满，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的很容易满足。在中国社会，不论你贫穷富贵，普通人家有客人来，虽然鸡鸭鱼肉有限，客人能吃上一顿家常便饭，已经是天下太平的美好时光。
  节简，曾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美德，不外乎贫穷所带来的物质匮乏的副作用。不过有此美德，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一个封闭落后的社会，任何人的饭碗都端不牢。饭桌就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亲戚与亲戚之间最大的交流平台。因为重视吃饭，就派生出许多规矩，比如吃饭时嘴巴不能有声响，吃饭时如果手不扒着饭碗，就寓意以后的饭碗不稳定；做客时伸向菜碗的筷子前端不能张开太大，否则就是没教养，没礼貌。那些年月我常听高堂给姐妹们上课，其中就有看菜吃饭的教诲。这些与吃饭相关联的规范，让人觉得那就是庙里的和尚才应该遵守的清规。所以我们无论身在何方，最忌讳的就是大吃大喝；同时还适应了菜肴简单的饮食习惯，碰到条件不好的时候随便吃点什么都行；或者一桌子食客，只有简单的菜肴，就需要看菜吃饭。
  所谓看菜吃饭，就是看情形处事。这个语句经过若干年的演变，与量体裁衣连在一起，就赋予其积极的意义，引申出来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看情形来办理，也演变成中国人的一句口头禅，且带有唯物论观点。我们既要尽最大努力做到好每一件事，又要切实量力而行；总之一句话，做什么样子的决定都一定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曾几何时，我们只能“看菜吃饭”，因为生活并没有冨足，几乎所有人用餐，都依此为准则。
  现代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与饮食品种，依地域不同而略有不同。南方人一般以大米饭为原料煮粥蒸饭，配以炒菜加汤佐食，讲究大盘小碗菜汤齐全，烹饪过程讲究蒸煮煎炸黄闷清炖。或四盘两碗一蒸笼，或八碗两炖一火锅。北方人因为生性豪爽，也因气候土壤种植作物的因素，除了喜欢大鱼大肉大炖锅，还喜爱煎饼馍馍肉包子。常常是一群人围着一个大铁烧锅，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快朵颐。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南方北方人们宴请餐桌上的菜肴已经基本趋同了。
  由饭碗演变成的饮宴礼仪始于周公，《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秦承周礼，汉袭其精，汉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对于包括饮宴礼节在内的礼节文化的成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奠定了中国多元的民族饮食文化基础。其实，最早出现的食礼，与远古的祭神仪式直接相关。后来为了便于调节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食礼开始逐步由人与神鬼的沟通拓展到人与人的交际中，并成为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一直所尊崇的精神思想。
  古老的民俗里，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般都叫做吃饭，而不叫用餐。用餐，由进餐演变而来，指进奉食物。《礼记?曲礼上》：就记载着“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
  一日三餐，米面为主，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除了应酬，普通人的生活谷物的成分约占生活的60—70%，副食即菜肴约占25—30%；零食包括小吃、糕点、糖果、炒货、饮料等，约占5—10%。这种“三分法”的饮食结构特点，几乎成了除几个少数民族之外所有中国人的饮食模式。
  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的增加，所发生的社会巨变也让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改变；改变的不仅仅只是口味，还有饮食结构的深层次变化，让保证吃得饱的观念，逐渐地演变成吃得好与吃得更好。
  生活的精细程度，首先出现在食品的品种与品质向好方面，也让人们对于饮食的要求提出来更高层次的要求。为了改善饮食结构，饲养畜禽肉类与水产养殖就成为了必然。增加饲养畜禽肉类，增加水产品养殖，就等于增加了粮食的安全性，扩大了粮食增收渠道为导向的现代农业，才是改变我们饮食结构的开端。
这些改变，这就是一次饭碗的大变革。（续其四）
注①：<含嘉仓>,是用作盛纳京都以东州县所交租米之皇家粮仓，位于河南洛阳老城北、隋唐故城东北部，始建于6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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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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