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堂，即圣家岭教堂，俗称卧虎岗红堂，简称红堂。红堂位于应城市区城西5公里城北街道办事处红堂村卧虎岗。

清·光绪三十一年，天主教徒廖仪仁，从其原籍随县聘请意大利籍康神甫来应城传教，并在县西卧虎岗修建教堂。教堂选建在卧虎岗一块较高的坡地，坐西朝东，为一栋三室一厅的平房。康神甫因年老告退后，先后又有法国籍德神甫和意大利籍德国人梅占春来主持教务。梅神甫为人专横凶狠，作威作福，动辄打人，乡民恨之入骨。1920年冬，盐洞工人雷幺（应山县人）因当众戳穿盐号“大秤收柴，小秤出盐”的伎俩，被罚到天主堂服苦役，遭梅毒打，后被解雇。雷幺返回应山，邀把兄弟，拟夺矿警武器，施行报复。事泄，便率失业矿工在天子岗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帜。1923年8月，雷幺率数百之众来应城。9月4日在卧虎岗抓获了梅神甫，并将其反绑在方桌上游行示众。此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应城教案”。事发后，意、法两国驻华使馆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湖北督军萧耀南派重兵剿捕，便诱以1万银元重金，企图赎梅。雷幺不为所动，率兵撤回应山。不久，押梅转至河南桐柏与刘广林等部合为一股，周旋于桐柏、枣阳等地。后鄂、豫两省联军进剿，为时三月，虽在桐柏柳树庄抹角楼将梅救出，终因伤重毙命。事后，经天主教陆德泽（京山县人）出面斡旋，北洋政府与意、法两国签订了赔款协议。并用赔款修建汉口梅神甫医院（即今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和应城卧虎岗天主教堂。至此，一场轰动全省的“应城教案”才得以了结。

1924年，利用“应城教案”赔款，经省教会同意，确定在原卧虎岗教堂地址上兴建大教堂，并命名为“圣家岭教堂”。

圣家岭教堂为罗马式群体院落建筑，由于教堂使用机制红瓦和彩色压花玻璃，远眺近视流光溢彩，火红一片，因此人们习称它“红堂”。

新教堂竣工后，圣家岭教堂于1924年动工，1925年底竣工。教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00余亩，教堂院前为附属小学活动场地，置有蓝球场，单、双杠等体育活动设施、设备。

整个教堂分为头院、中院、后院。头院门两边各有耳房，西面是一栋平房，四室一厅。中院便是教堂。教堂两则筑有西式平房，走廊均为砖嵌通道。一排绿色的“青年矮”紧连其边。教堂与平房之间，栽有塔柏、黄洋球。东侧平房有神甫休息之所，高爽宽敞明亮。

教堂正面宽11.5米，长25米，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教堂顶楼，内挂铜钟一座，正面外沿做有十字架标记和“圣家岭”三个大字。教堂内北面祭台长5米，宽2米；天花板与地板均涂以国漆。祭台后壁挂有耶稣像和十字架，两侧墙上挂着圣母像。祭台两边各有耳房，向堂外开门，为出入之处。教堂可供500人做弥撒。教堂后面是一栋两层楼房，砖木结构；西半楼为藏经室和收藏室，东半楼为修道居住的地方（当地人称修道为洋尼姑）。楼房后是后院，栽花、种树。整个教堂布局开阔，富丽清雅。长时间以来教堂的名字“圣家岭”、“卧虎岗”、“坝子上”都被“红堂”所代替。

“红堂”落成后，除了开展传教活动、发展教徒外，还扩建了学校，名为“红堂小学”。“红堂”还请了五、六名修道，在红堂开办了个诊所。日军侵入应城时，神甫和修道士一起离开应城去汉口，诊所也随之停办。

一段时间内，教会的重大节日，如复活节、圣母降临节、大赦节、圣母升天节、圣诞节等都在红堂主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远近的教友都来做弥撒。“红堂”还招揽了很多人入教，入教的目的各不相同。富庶之户想凭借天主的教权，攀高结贵，进一步招揽财富；贫穷之家，则企望将来摆脱贫困；还有一些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入教后则可依仗教会势力为所欲为。

神甫做弥撒或做各种神功，教徒们都要相请，每次除供吃喝外，还得给银元五元，当然越多越好。有钱的教徒为了酬敬神甫，每年圣诞节总要送许多食物和钱财，因此，神甫是终日佳肴充腹，财满私囊。

当时，我国天主教都是受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的，即使他们披着“友好”、“仁爱”的外衣兴办一些“慈善事业”，或者外国传教士的一切“仁慈”的伪善表现，也都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政策服务的。

应城沦陷时期，红堂由德明达神甫主教，他是意籍法国人，年约60多岁，能说中国话。他利用日、意是轴心国的关系，到县城宪兵队交涉，弄了一个保护证，上面写着：“意大利居民财产保护，禁止入内。”神甫叫人做了一个木牌，挂在大门口。这样，日本兵和伪军就不进红堂。德明达虽说让一些中国人暂住“红堂”避难，但他对日军的侵略暴行从不表示愤慨和指责。德明达神甫的传教活动开展极少，平时养尊处优，闲得无聊时，将麻雀关进教堂，捕吃麻雀肉。

“红堂”是应城乃至湖北省著名的历史建筑物，记录了近代历史上应城天主教发生、发展和消逝的全过程，是我们了解清末至民国时期应城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以及社会意识、宗教信仰和民间风俗的实物见证，对研究应城近代历史文化具有极高的价值。

“红堂”历史建筑80多年来，一直是应城人民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经济掠夺和精神文化奴役斗争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基地，是应城近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